廖化接案
今天掌柜的不在，服务中心前台由我这个廖化暂时顶替。外头太阳越来越烈，原本早晨的凉风变成让人身心迟钝的热风。累的时候就要钓鱼。室内钓鱼从中学开始一直是我的强项。
热不防，一位马来女子匆匆走进。我问一句有何贵干，她也不回话直接找张椅子坐下，当真是货真价实的“二话不说”。她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报案纸，递过来，说她近日遗失了提包，损失近一千五百令吉。
“Mohon sikit bantuan lah”（给一点援助吧）她说。
我还没读完报案纸上的内容，女子就道出了来意。虽然早已听说服务中心常会面对这样的事情，但却是头一遭撞我个正着。我沿着折痕缓缓地折回皱巴巴的原型，脑子运行速度从慵懒的-20%快速飙升至99%。
“若是每个人拿着一张报案纸走进来，就要给他一点bantuan，假设一天10个人走进来，一个人给10令吉，一天就100令吉，一个月下来少少也要两千令吉！”我用UPSR的数学程度即推算出这笔账划不来。我告诉她服务中心没有提供这种服务，叫她去福利部问看看。
“给一点帮助都不行！选你们，换了新政府有什么用！等着，你们等着，五年后你们就知道了！”女子情绪激动，愤慨万分。我非常气恼她“选了你们就要理所当然帮助我”的逻辑，脑子运行速度从99%突破至187%：拿了一张报案纸说东西弄不见了就很理所当然的伸手讨援助，以为服务中心是慈善堂、提款机？拿不到糖果就大放厥词威胁用选票教训政府，这是什么样的痞子乞丐流氓？民主体制有问题就是因为有一堆缺乏公民素质的混蛋。遇到问题不知悔改不思进取，还要怨天尤人怪东怪西，仿佛所有自己遇到的问题都是别人设计给她的。
当怒意突破287%，我的话像上膛的子弹卡在嘴边射不出来。我想要跟她确认眼神，这是不是对的人。不过在她一串连珠炮轰下，她由始至终都没有正视我一眼。像只好斗的公鸡，我在等。
她把报案纸塞回手提包起身要离开的那刹那，咔嚓一声，像是保险丝起作用，我的怒意完全消退。我认为在一场争辩中，对眼是一种讯号，一种认为自己没错，据理力争，挑战的讯号。我在等她的挑战。她没有和我对眼，是不是意味着她不敢？她知道理亏？我忽然意识到我完全没有必要和她争辩，反而出现了怜悯弱者的同情心。
我目送她，上车，start 车，开车走掉。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难言之隐，催动一个丢失钱包的人，孤身一人特地开车到州议员服务中心，讨所谓一点点的援助。也许我没有换位思考，不懂得试着去理解她走投无路的感受就谴责她无理取闹。也许她没有病，是我开始不相信人性。是我成熟了，还是我有病？
不久后，另一个印度女子求见YB。我问她有何贵干，说不到几句她就开始哽咽，两行清泪左右滑下。一番了解後，原来是她的丈夫因怀疑贩毒，被警方扣押60天。60天後会根据调查报告再裁定是否做进一步的惩处。虽然她丈夫有糖尿病，却仍是一家之主，经济支柱。她经不起没有丈夫的日子，特求YB写封求情信给警局。
她展示了丈夫的身份证、用药报告、孩子的出生证明等，但没有丈夫被扣的相关文件。尽管她的眼泪和神情看起来是真的，但我好像失去了单纯去相信的勇气。也许她丈夫真的贩毒？我们怎么能在没有考证真伪的情况下，随意替人背书，写求情信？她真的在擦眼泪，她的伤心和焦虑看来是真的。但我必须要对有风险的事情保持怀疑。这笔买卖，做成了没赚，做坏了要赔，划不来。
回来和父亲聊了之后，决定将此事交由义务律师去处理。让州议员亲自到警局去探询这些事情，机会成本实在是划不来。我认为问题出在没有良善的机制、足够的公民意识和素质。若是这名印度女子知道其实她可以要求警方展示扣押令、了解丈夫究竟因何被扣、警方不配合提供资料可以向某处直接问责等。是的，政府就应该要制定有效率的机制，让人民像simcity的居民，自己运行，乐在其中。
我不知道此刻印度女子会不会在家想起丈夫後，又在独自垂泪，我只知道我刚刚外出回来看到手上的文件，才忽然想起她此刻的处境。别人身上发生的事，毕竟是别人身上发生的事，有时听一听，当个故事写一写就算了。有些事，好像可以轻描淡写地将它遗忘了，尽管那些事对别人而言是件大事。
最近爱上了写作。写作的过程，像是上游的情绪冲到了沙洲，沉淀、停留，再往大海流。
热不防，一位马来女子匆匆走进。我问一句有何贵干，她也不回话直接找张椅子坐下，当真是货真价实的“二话不说”。她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报案纸，递过来，说她近日遗失了提包，损失近一千五百令吉。
“Mohon sikit bantuan lah”（给一点援助吧）她说。
我还没读完报案纸上的内容，女子就道出了来意。虽然早已听说服务中心常会面对这样的事情，但却是头一遭撞我个正着。我沿着折痕缓缓地折回皱巴巴的原型，脑子运行速度从慵懒的-20%快速飙升至99%。
“若是每个人拿着一张报案纸走进来，就要给他一点bantuan，假设一天10个人走进来，一个人给10令吉，一天就100令吉，一个月下来少少也要两千令吉！”我用UPSR的数学程度即推算出这笔账划不来。我告诉她服务中心没有提供这种服务，叫她去福利部问看看。
“给一点帮助都不行！选你们，换了新政府有什么用！等着，你们等着，五年后你们就知道了！”女子情绪激动，愤慨万分。我非常气恼她“选了你们就要理所当然帮助我”的逻辑，脑子运行速度从99%突破至187%：拿了一张报案纸说东西弄不见了就很理所当然的伸手讨援助，以为服务中心是慈善堂、提款机？拿不到糖果就大放厥词威胁用选票教训政府，这是什么样的痞子乞丐流氓？民主体制有问题就是因为有一堆缺乏公民素质的混蛋。遇到问题不知悔改不思进取，还要怨天尤人怪东怪西，仿佛所有自己遇到的问题都是别人设计给她的。
当怒意突破287%，我的话像上膛的子弹卡在嘴边射不出来。我想要跟她确认眼神，这是不是对的人。不过在她一串连珠炮轰下，她由始至终都没有正视我一眼。像只好斗的公鸡，我在等。
她把报案纸塞回手提包起身要离开的那刹那，咔嚓一声，像是保险丝起作用，我的怒意完全消退。我认为在一场争辩中，对眼是一种讯号，一种认为自己没错，据理力争，挑战的讯号。我在等她的挑战。她没有和我对眼，是不是意味着她不敢？她知道理亏？我忽然意识到我完全没有必要和她争辩，反而出现了怜悯弱者的同情心。
我目送她，上车，start 车，开车走掉。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难言之隐，催动一个丢失钱包的人，孤身一人特地开车到州议员服务中心，讨所谓一点点的援助。也许我没有换位思考，不懂得试着去理解她走投无路的感受就谴责她无理取闹。也许她没有病，是我开始不相信人性。是我成熟了，还是我有病？
不久后，另一个印度女子求见YB。我问她有何贵干，说不到几句她就开始哽咽，两行清泪左右滑下。一番了解後，原来是她的丈夫因怀疑贩毒，被警方扣押60天。60天後会根据调查报告再裁定是否做进一步的惩处。虽然她丈夫有糖尿病，却仍是一家之主，经济支柱。她经不起没有丈夫的日子，特求YB写封求情信给警局。
她展示了丈夫的身份证、用药报告、孩子的出生证明等，但没有丈夫被扣的相关文件。尽管她的眼泪和神情看起来是真的，但我好像失去了单纯去相信的勇气。也许她丈夫真的贩毒？我们怎么能在没有考证真伪的情况下，随意替人背书，写求情信？她真的在擦眼泪，她的伤心和焦虑看来是真的。但我必须要对有风险的事情保持怀疑。这笔买卖，做成了没赚，做坏了要赔，划不来。
回来和父亲聊了之后，决定将此事交由义务律师去处理。让州议员亲自到警局去探询这些事情，机会成本实在是划不来。我认为问题出在没有良善的机制、足够的公民意识和素质。若是这名印度女子知道其实她可以要求警方展示扣押令、了解丈夫究竟因何被扣、警方不配合提供资料可以向某处直接问责等。是的，政府就应该要制定有效率的机制，让人民像simcity的居民，自己运行，乐在其中。
我不知道此刻印度女子会不会在家想起丈夫後，又在独自垂泪，我只知道我刚刚外出回来看到手上的文件，才忽然想起她此刻的处境。别人身上发生的事，毕竟是别人身上发生的事，有时听一听，当个故事写一写就算了。有些事，好像可以轻描淡写地将它遗忘了，尽管那些事对别人而言是件大事。
最近爱上了写作。写作的过程，像是上游的情绪冲到了沙洲，沉淀、停留，再往大海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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